一场宴请、一次旅游安排、一张消费卡，这些看似微小的线头，最终编织成一张将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高兴夫牢牢困住的腐败之网。

2月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高兴夫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通报详细列举了其“五毒俱全”的腐败特征：从理想信念丧失到权钱交易，从结交政治骗子到追求低级趣味。

引人注目的是，通报特别点出，高兴夫“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这短短一句评价，不仅揭示了这个案子的特殊性，更勾勒出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

案件透视

高兴夫被查处的案件，为我们观察腐败现象提供了完整而复杂的标本。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通报，他的问题几乎涵盖了所有腐败类型和领域。

让我们透过表格，清晰地看到这个案件的多维特征：

问题领域

具体表现

高兴夫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其“系统性腐败”的特征。他不仅在党的十八大后继续顶风违纪，更在多个领域、多条战线上同时失守。

深层剖析

“结交政治骗子”“搞迷信活动”这些表述，在近年来高级干部违纪违法通报中并不鲜见，但它们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理想信念的总开关失灵了。

当一位高级干部不再相信组织、不再相信制度、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转而求助于政治骗子和虚无缥缈的迷信活动时，其思想防线的崩塌已经达到何种程度？

“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成为了这类干部走向腐败深渊的起点。

“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与“大搞权钱交易”的结合，揭示了腐败从生活作风向政治经济领域蔓延的内在逻辑。一顿饭、一次旅游、一张卡，看似微不足道，却往往是腐败链条的开端。

正如警示文章所言：“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些“小节”的失守，为更大的腐败行为打开了缺口，最终导致“廉洁之衣千疮百孔”，“事业之堤土崩瓦解”。

制度建设

高兴夫案的发生和查处，恰好处于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建设的关键时期。从党政监督体制到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国的反腐败机制经历了深刻变革。

这个过程体现为三个阶段：纪检、监察机构分别设立；纪检与监察机关合署办公；以及当前纪委与监委合署办公的阶段。每一阶段的演进，都是党对反腐败工作高度重视的体现，也是监督体系现代化、规范化不断推进的努力。

在立法层面，反腐败国家立法不断深化发展。从1952年的《惩治贪污条例》到1979年刑法首次以国家基本法律形式惩治腐败，再到2018年《监察法》的通过，我国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反腐败法律体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监察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了全新阶段。通过国家立法把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固定下来，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规范公职人员政务处分工作的国家法律，强化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

自我革命

高兴夫案件反映了反腐败斗争面临的严峻挑战，也彰显了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中央八项规定作为这场自我革命的“第一刀”，从一顿饭、一张贺卡抓起，展示了“徙木立信”的决心。

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努力，“严”与“实”从“一阵风”变成了“四季风”，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政治生态与经济生态同频共振。

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面对“快递送礼”“电子红包”“会所中的歪风”等新型腐败形式，反腐败工作必须不断创新方式方法。需要“用‘大数据铁笼’让‘四风’无处遁形”，推动“四风”问题纳入信用体系、嵌入基层治理、融入数字政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从一张贺卡、一盒月饼的“徙木立信”，到对高兴夫这样的高级干部的严肃查处，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逻辑链条。

当纪检监察机关以“绣花针”的细致发现第一个线头，又以“掘根铲”的决绝铲除腐败土壤时，这场自我革命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

高兴夫案作为反腐败斗争的注脚，再次证明了“零容忍”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这张曾经在浙江政坛风光无限的“笑脸”，如今已成为反腐教材中的一个警示符号，提醒着每一位党员干部：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来源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