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廉调研】流量盛宴下的真问题:丁远昭事件的法廉视角与社会思考

来源:国廉评论app

2026-02-22 11:46

近期,一位自称拥有清华大学本科、北京大学硕士、牛津大学硕士、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经历的“丁X昭”,因身穿美团骑手工服送外卖的视频在网络爆红。视频中,“39岁男博士”、“顶尖学霸”与“外卖骑手”的身份反差,迅速点燃舆论场,并被部分自媒体引申出“7万硕士、30万本科生在美团送外卖”、“广州美团满员,本科率接近30%”等耸动说法。然而,随着美团官方的回应与更多细节披露,这一事件呈现出远比“学历贬值”更为复杂的图景。本文尝试从法廉调研的视角,穿透流量迷雾,审视事件背后的个体选择、社会情绪与媒介伦理。

事件回顾:数据背后的真实图景

美团官方微信公众号“小团有话说”的核实为我们提供了客观的事实基础:丁X昭于2025年2月15日在福建厦门注册成为美团众包骑手。从注册至7月初的四个多月里,他仅上线6天,日均跑单约2小时,累计完成配送34单,到账收入174.3元人民币。6月14日上线拒绝一单随即下线后,再无跑单记录。

与此同时,在其发布的49条视频中,19条身穿美团骑手工服,高考前后(6月8日至15日)更是密集发布13条相关视频,流量较日常暴涨数倍。其个人网站简历显示,他正寻求世界各地的助理教授和讲师职位。

多维透视:理性审视事件的复杂面向

(一)个体层面:生存压力还是流量起号?

丁远昭在新加坡确有因工作合同未续签而全职送外卖的经历,每周工作七天,以此维持生计。这一部分真实反映了高端人才在学术劳动力市场收缩背景下可能遭遇的职业瓶颈,具有现实合理性。然而,其回国后的行为模式则呈现出另一种逻辑:34单的零星配送与19条骑手服视频的密集发布形成鲜明反差。将“博士失业后送外卖”作为核心叙事,在高考这一敏感时间节点集中推送,收割流量后迅速转向寻求教职,这种“骑手体验卡”式的操作,难免让公众产生“消费职业落差、贩卖学历焦虑”的质疑。当“送外卖”从谋生手段异化为“起号”的道具,其行为已偏离了真实劳动的本真价值。

(二)平台层面:数据“祛魅”与责任边界

美团通过详实的数据核实,对“高学历骑手潮”的传言进行了有力“祛魅”。34单、174.3元、6天上线的数据,不仅澄清了个案的实际情况,也侧面佐证了“数十万高学历骑手”等说法缺乏事实依据。平台的回应体现了企业应对不实信息传播的责任意识,同时将公众注意力引导至骑手权益保障等更具建设性的议题上。这种基于数据的理性回应,值得肯定。

(三)社会层面:情绪共振与结构性隐忧

丁远昭事件之所以引爆舆论,根本原因在于它精准地触动了当下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就业压力与学历焦虑。中国青年失业率仍在高位运行,35岁职场门槛普遍存在,知识精英的出路问题确实困扰着许多家庭。当“博士送外卖”的叙事出现,它便迅速成为公众宣泄焦虑的出口,演变为“学历贬值”、“读书无用论”的社会寓言。这种情绪共振具有真实的社会基础,不容忽视。

(四)媒介层面:流量逻辑下的失真传播

从丁远昭个人利用反差人设“起号”,到自媒体跟风炮制“30万本科生送外卖”的惊悚标题,再到部分媒体的放大报道,整个传播链条充斥着流量驱动的痕迹。一个个体偶发的、带有策划色彩的行为,被演绎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并衍生出诸多未经核实的宏观数据。 这种信息失真,不仅误导公众认知,更可能消解对真实就业问题的严肃讨论。

法廉调研视角下的思考与建议

作为《法廉调研》栏目,我们在审视这一事件时,应跳出个案纠葛,关注其折射的制度性议题与价值导向。

第一,理性看待个体选择,警惕“流量绑架”真实问题。 丁远昭的个人选择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都属其权利范畴。我们无需过度苛责个体,但必须警惕其行为模式中可能存在的“流量优先”倾向。当个人将自身的中年焦虑转化为公共的情绪负担,甚至不惜以职业群体的形象为道具博取关注时,这既是对骑手职业的隐性歧视(暗示“博士不该送外卖”),也是对公共情绪的消费。公众应保持理性,不轻易被极端个案带偏对整体就业形势的判断。

第二,就业市场的结构性优化是化解焦虑的根本之策。 丁远昭们面临的高校教职收缩、科研岗位“非升即走”等问题,是全球性的学术劳动力市场挑战。有关部门应关注高端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匹配问题,畅通多元化就业渠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的职业伤害保障和养老保险补贴。让每一个劳动者,无论学历高低,都能获得体面的收入与尊严,才是缓解“学历焦虑”的治本之道。

第三,弘扬劳动尊严,构建多元职业价值观。 无论是陆步轩卖猪肉,还是博士送外卖,本质上都是个体在市场环境下的理性选择。社会应当摒弃“学历=职业层级”的单一成功观,倡导对一切诚实劳动的尊重。正如有评论所言,“骑手”作为社会就业的“解压阀”,其价值不应被矮化。无论出身如何,勤恳工作、自食其力就值得尊重。这种价值观的重塑,对于缓解社会焦虑、增进职业认同具有深远意义。

第四,强化信息治理,遏制“流量谣言”蔓延。 从“30万本科生送外卖”到各类惊悚标题,自媒体为追逐流量而随意推理、传播虚假信息的现象屡禁不止。这不仅损害公众知情权,也干扰正常的舆论秩序。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网络信息传播的监管,督促平台履行主体责任,对故意制造和传播谣言、消费社会焦虑的行为依法依规处理,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编后按

丁远昭事件,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个体选择、社会情绪、媒介生态与就业结构的复杂互动。它既非单纯的“学历贬值”悲剧,也非全然的“流量骗局”。其中既有真实的生存困境,也有刻意的策划经营;既有公众的正当焦虑,也有资本的流量狂欢。作为观察者,我们需要穿透现象,抵达本质: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某一个博士是否在送外卖,而是如何构建一个让所有劳动者——无论是博士还是骑手——都能看到希望、获得保障、拥有尊严的社会环境。 在这个意义上,少一些对“博士骑手”的猎奇围观,多一些对就业政策、劳动权益、社会保障的真切讨论,才是更具建设性的公共参与。

撰稿人   康桥

信源    羊城晚报   星岛环球网   联合早报